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在南非德班召开，中国的相关机构和国际组织近期纷纷在北京发布气候变化政策建议报告，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出谋划策。
中国布阵碳减排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11月16日发布的旗舰性报告《迈向绿色经济：通往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2009年已超越西班牙，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2010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额达490亿美元。中国承诺在未来5年内，在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等关键经济部门投入4680亿美元，是过去5年投资额的两倍多。
“在目前资源日益严峻的世界中，中国将绿色经济看作是一项战略选择。我们已将其纳入发展规划中。”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司巡视员何炳光表示。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中心11月9日发布的《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分析发现，中国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推动低碳发展的政策，初步建立了以目标责任制为代表的节能管理制度，并促进大量资金投入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领域。政策手段多样化与大规模的政府投入是中国低碳发展政策的基本特征。价格、财税等政策工具配合政府投资得以积极应用，政府主导的行政措施和激励手段对节能减碳发挥了主导作用。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和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在11月11日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指出，中国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到构建低碳产业和体系的重要性，采取多项措施构建国内碳交易市场。
在建立自愿减排标准的同时，近年来中国自愿减排市场体系迅速发展。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中国迈出构建国内碳交易市场体系的第一步。2009年以来，武汉、杭州、昆明、大连和安徽、贵州、河北、山西等省市相继建立环境交易所。北京、上海和天津的环境交易所已开展自愿减排的碳交易机制探索：上海环境交易所打造绿色世博自愿减排平台，北京环境交易所推出中国低碳指数。2010年４月，国内首个自愿碳减排交易平台——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网上交易平台正式开通，第一个月共成交526例。
自2010年起，国家已明确将在广东、湖北、陕西、云南、辽宁5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8市开展低碳省市试点。据绿皮书预计，低碳城市有望从局部自愿转为试点硬性考核，并最终将城市低碳化考核推向全国。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增加森林碳汇，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国家级正式文件中提出建立国内碳市场，表明碳交易市场建设已经开始进入政府工作程序。根据规划，中国将全面构建国内碳市场，扶植节能减排产业的发展。
绿皮书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碳市场发展将取得明显进展，新的双边、多边交易机制有可能启动，将为中国国内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之间流动性提供链接的基础。
德班谈判的困局与挑战
自哥本哈根大会以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陷入困境。尽管各国对哥本哈根和坎昆会议给予高度重视，但相关会谈取得的成果仍然非常有限。南北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共同愿景、资金机制、国际贸易等问题上总体呈对立之势。
据绿皮书分析，形成国际气候谈判困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停滞，导致谈判核心问题无法取得进展，也间接拖延了其他相关议题的谈判进程。影响谈判进展的原因还包括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出资意愿的影响、日本核泄漏事故引发的全球对核技术安全性的关注以及南北国家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等。
目前，德班会议上国际社会关注的最大焦点将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是否存在以及以何种方式存在等问题。共同愿景、中期目标和透明度、资金机制和未来协议的法律形式等议题，也将成为德班会议的关注热点。
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告诉《环境保护》杂志，近年来国际气候谈判的情况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中。按照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条款，发展中国家可以不承担碳减排责任，但是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措施与取得的效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发达国家。目前主要还是需要解决发达国家高排放的问题和历史累计排放的问题。
绿皮书认为，由于谈判形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世界各国对年底德班会议的预期普遍不高。《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希望继续巩固《京都议定书》减排机制，保障发展权益和排放空间；另一方面，也希望发达国家继续提供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事实上都希望能在德班达成相关协议，确保《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格局不发生变化。
发达国家对德班会议的预期则明显更低，不强求也可能根本不会去推动德班会议取得突破性成果。如果第二承诺期的谈判没有取得成果，国际气候制度将可能偏离《京都议定书》，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绿皮书认为，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可能会被发达国家利用，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整体的谈判效率，使谈判沿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发展。
绿皮书指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可能有多种选择，存在南北妥协形成折衷的协议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在德班会议上应该团结一致，要求欧盟等发达国家或集团继续参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以保证《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后继续生效。
低碳发展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联合国环境署的报告认为，目前单纯依赖GDp增长的经济模式，导致总资产配置不当和财富分配不公。该报告显示，在农业、能源、建筑、水、林业、渔业、制造业、废物、旅游业和交通业这十大关键产业部门中投入全球GDp的2%，将不仅能够推动全球经济驶向更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而且与“常规”情景相比，这一投资还能够维持或提高增长速度，到2050年，生态足迹将减少大约50%。从可再生能源到可持续农业等部门所创造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数量将能够弥补在“褐色经济”中失去的就业机会。
在交通部门，联合国环境署的报告建议，价格中应该考虑到由交通拥堵、交通事故、污染等造成的社会成本，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成本所占比重超过全国或者地区GDp的10%。据北京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估测，由机动车交通引起的社会成本相当于整个城市GDp的7.5%～15%。
从汽车制造到燃料的使用，交通部门对于自然资源影响广泛。据估计，2007年到2030年期间，交通部门占全球初级石油消耗增长量的97%，中国机动车数量预计将翻三番。目前，中国政府正推动低碳节能的汽车及配套设施。在中国首辆电动汽车的诞生地——深圳，按照规划将建设大型电动汽车充电站以替代传统公交车，并在5年的时间内投放超过7000辆电动大巴。
“即将举行的德班气候公约会议以及明年的里约+20大会是加快实现绿色经济的关键机遇时期。需要采取的核心行动包括从绿色采购到加大国家在可持续性方面的步伐，建立新的财富衡量指标，超越GDp并将污染和退化的成本内部化，从而使地球自然资本的真正价值纳入到可持续经济的计算中，”出席联合国环境署报告新闻发布会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指出。
《中国低碳发展报告》研究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扭转了“十五”时期能源强度快速上升趋势，并实现19.1%的下降，节能6.3亿吨标煤；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20.8%，减碳15.5亿吨，但排放总量增长33.6%。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2010年能源相关碳排放超过美国21.9%。强度下降与总量上升而形成的交叉型、剪刀状格局构成现阶段低碳发展的基本特征。
针对中国已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的问题，苏伟向《环境保护》杂志表示，排放量第一的排序并不重要，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但还有数量过亿的贫困人口，在消除贫困、发展经济领域面临艰巨的任务。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特殊阶段，排放量必然会有所增加。从历史累计排放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减排的责任。发达国家现在已经过了工业化的阶段，而发展中国家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排放需要增加，从人均、历史排放及公平原则出发，发达国家不应该剥夺发展中国家满足最基本生存需要的排放要求。这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明确承认的。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教授说，应该充分认识“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低碳发展取得的成绩，总结经验教训，为“十二五“提供借鉴。“十二五”期间，中国节能降碳需要坚持推进目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不断优化政策的成本效益。
苏伟建议，中国应该推进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生活方式，除了普及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外，还应提高全民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行动意识，推广低碳产品的使用，引导低碳消费。为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制定低碳排放标准以及低碳产品的认证制度，研究产品的碳足迹问题，这样既能够促进低碳行业的发展，同时也能够引导公众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